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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 “歐洲旅行箱”掀翻地球生物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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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帝國主義》  歐洲的生物擴張,900-1900  (美)阿爾弗雷德·克羅斯比著  張謖過譯  商務印書館  2017年12月出版——讀克羅斯比《生態帝國主義:歐洲的生物擴張,900-1900》⊙鄭渝川美洲、大洋洲,如今在某種意義上已成了全世界的“糧倉”。每年從這兩大洲大量出產并航運到歐亞大陸的小麥、大麥、黑麥、牛羊豬肉,這還不包括美洲和大洋洲的本土消費數額。但世人很多時候并沒意識到,在500多年前,在美洲和大洋洲上并不出產上述任何一種作物或牲畜。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改變?美國得克薩斯州奧斯汀分校美洲研究、歷史和地理專業的榮譽退休教授阿爾弗雷德·克羅斯比的代表作《生態帝國主義:歐洲的生物擴張,900-1900》,以生態史的視角,重新梳理了歐洲中世紀以來至1900年的文明史進程,強調歐洲人對美洲和大洋洲的擴張或者說征服,不僅是人對土地的占領,建立了類似于歐洲的社會體系和人口結構,而且同等重要的是,將原屬歐洲的許多作物和牲畜也帶到了新大陸,以至于引發兩個新大洲的生態環境的劇烈變化,新大洲原有的作物和動物種類急劇消亡。之所以將這一進程稱為“生態帝國主義”,是因為出現在新大洲的新作物和動物,從一開始就是“帝國主義公共的以及私人機構的賺錢機器”。特別到了19世紀,隨著工業革命擴散到美國,從歐洲蜂擁而至的新移民大量砍伐美國西部的森林以獲取建筑材料和燃料,還大量開墾荒地,加速了舊作物和動物消亡的速度。據科學家考證,遠古時候大陸分裂和分離的演化過程始于1.8億或2億年前。這使美洲、大洋洲和亞非歐三個大洲之間的物種交流幾乎被整體阻斷。古代人類也是在幾輪跨大洲的遷徙中,分出幾支抵達了兩個新大洲。也就是說,美洲、大洋洲那些與亞非歐大陸截然不同的物種,是在漫長的歲月中單獨適應性進化而來的,在缺乏與其他大洲物種交流的情況下,其物種演化和文明進程相對緩慢。舉例來說,美洲和大洋洲的土著人馴化的動物較少,而農業文明發達程度也要低不少。有意思的是,亞非歐大陸上也有一片地區,出現了類似于美洲和大洋洲的“物種飛地”,那就是西伯利亞地區。西伯利亞跟亞洲和歐洲核心地區的距離都不太遠,但生物群落卻跟亞歐相去甚遠,而當地居民多為蒙古人或其他歐亞大陸人的近親。從16世紀開始,以俄羅斯人為主體的歐洲人開始大幅進軍西伯利亞地區,也帶去了歐洲北部、東部地區的一些作物和動物,這使西伯利亞的生態出現崩潰。不僅如此,歐洲“入侵者”還給該地區帶去了天花、性病、麻疹、猩紅熱、斑疹傷寒等疾病,讓西伯利亞土著人口大面積爆發疫病。類似的事情也出現在同期的北美和南美,亞歐大陸這樣一個“舊大陸”(具體而言指的是歐洲)更快的物種演化和文明發展速度,讓“新大陸”的物種和居民猝不及防,幾乎遭遇滅頂之災。在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以前的很多年里,北歐地區陸續也有零散的島民遠航到了美洲,但這不是成規模的,也無法連續多次來往。這就是哥倫布之后,歐洲人攜帶疾病和物種會在很短時間內造成嚴重后果的原因。當然,這樣的物種擴散并不是單向的,歐洲人也將原產于美洲的許多作物帶回了歐洲,并擴散到了亞洲和非洲。但因為歐亞大部分地區經過長期的文明演進,已發展出水平很高的農業體系,可以在不影響原有作物的情況下大規模擴散新作物。但歐洲殖民者19世紀開始在非洲發展出超大規模、單一化的種植園經濟,以單一的咖啡或煙草等作物替代原有的多樣化物種,加速了非洲生態的解體,使得非洲的經濟結構嚴重畸形化,不得不長期依賴西方國家主導的貿易全球化,在利益分配中陷于最為不利的位置。歐洲農業作物在美洲和大洋洲都取得了驚人的、“甚至是令人畏懼的成功”。克羅斯比指出,這表明了人類意志的強大。而在當時,殖民征服者根本沒有兩個新大洲的生態平衡、物種體系的完整概念,所以也壓根不會留意農業大規模發展帶來的生態代價。不僅如此,殖民者最初到達南美腹地時,發現這里分布著濃密的草原,就大量引入歐洲馴養動物,從而使當地土壤和植物群被永久性改變。盡管19世紀歐洲的許多博物學家慢慢注意到了美洲是個植物種類的寶庫,但這仍不足以遏制狂放的開發熱情。殖民者為美洲、大洋洲帶去了蜜蜂等有益于生態的動物物種,還有馴化過的馬、牛等同時會損害新大陸生態但也有些積極作用的動物物種。然而,跟隨殖民者抵達的還有諸多有害物種,比如老鼠,僅此一項,就曾使美洲和澳大利亞的許多物種在短時間內被清除得干干凈凈。阿爾弗雷德·克羅斯比將歐洲人過去幾個世紀里在美洲和大洋洲的所作所為,概括為“生物旅行箱”——這包括農業作物、雜草、害蟲、牲畜,以及會造成嚴重疾病的微生物和寄生蟲。歐洲“生物旅行箱”所到之處,讓美洲和大洋洲在沒有屏障保護的情況下,承受著劇烈的沖擊。再加上新大洲開發過程中,歐洲移民過于積極的行動,讓那些對躲避和防御人類捕獵毫無意識的新大洲本土動物,也在很短時間內陷入瀕危狀態。歐洲“生物旅行箱”之所以產生的影響如此之大,是因為其中各項因素在同時、疊加發揮作用。就這樣,到了20世紀80年代,美洲和大洋洲的農業出口總值占了世界的30%,至于兩個新大洲的糧食出口比例占總數據的比重則更大。兩個新大洲的“糧倉”地位,足以與中東地區的“油井”相提并論。兩個新大洲對于世界其他地區如此重要,農業開發效率也最高,世界上最重要、條件最佳的農業區半數以上也集中在兩個新大洲。在一戰和二戰期間,歐洲依賴于美國輸出的糧食,而在二戰之后,包括蘇聯在內的許多國家,就大量從美洲購買糧食、從大洋洲進口奶制品了。正是因為美洲和大洋洲對世界的重要性,我們才需更加深刻地認識這種重要性的來源,并深刻反思這種重要性背后的生態代價(讓兩個大洲經過千萬年、百萬年時間演化而來的生態系統和物種體系短期內清除殆盡),以及其農業發展和產品大規模出口的可持續性(普遍的水土流失、土壤肥力下降、兩個大洲本土人口的大量增長)。今天,世界具備了擺脫糧食和環境危機威脅的更強創造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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